闲谈南诏德化碑 (3月)
发布时间:2018-04-11     阅读数:1978次    来源: 往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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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忠华


南诏德化碑矗立于南诏都城太和城内,碑高4、宽2.4、厚0.6米。碑阳楷书文字约40行,每行约90字,碑阴官职题名约4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阳正文以赞颂阁罗凤的功绩为线索,从南诏视角记载了南诏王阁罗凤统一洱海区域、合并诸爨、天宝战争弃唐归吐蕃、疆土开拓经营等事迹及颂词。德化碑记载史料丰富,是研究南诏历史的实物资料。

围绕德化碑立碑目的、碑文考证补缺、碑文作者、立碑年代等内容有众多研究,但众说纷纭。究其原因,终因碑体文字不全所致。德化碑两面应有文字4000余字,但现剥落仅存800余字。相传有迷信者说,碑字可医目疾,患者挖碑字石粉入药,经历年所,碑字破坏已甚(《景邃堂题跋》)。德化碑立于南诏初期,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郭松年至大理尚可见。李元阳、邹应龙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纂修完成的《云南通志·艺文志》收了录德化碑全文,为研究留下宝贵材料。但据该志杜光庭传,此时“德化碑文今已剥落殆尽矣”,李元阳、邹应龙所录碑文应为早期摘录。清代德化碑已扑没于荒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云南布政使王昶访获德化碑,将其掘出,抄录考证碑文于《金石萃编》。道光八年(1828 年),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又将碑文残存情况记录于《滇南古金石录》。多次摘录的碑文是研究德化碑的重要资料,但每次摘录碑文不尽相同。清代永平知县桂馥《札朴》、道光《云南通志》对碑文进行考证,袁嘉谷、李根源、方国瑜等著名学者均对碑文进行过考释。

通览德化碑全文,碑文不仅以较大的篇幅来纪述阁罗凤的功绩,而且对阁罗凤的颂扬可谓是全文的主线。正如碑文所述“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 业成不记,后嗣何观?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 “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奚斯,愿齐声于鲁颂。纪功述绩,实曰鸿徽,自顾不才,敢题风烈”,“德以建功,是谓不朽,石以刊铭,可长可久”。可以说,德化碑纯粹是名副其实的纪功碑。

德化碑不见碑额、碑名,唐樊绰《蛮书》最早提及德化碑,称之为“太和城碑”、“大碑”;其后《新唐书》载“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不言德化碑。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有“立德化碑,使蜀人郑回制文”之句,始现德化碑称呼,此后多以德化碑称之。

为什么阁罗凤的纪功碑会被称之为“德化碑”?除“德化”有功德之意外,也与唐宋文献提及该碑有关。唐樊绰《蛮书》提及德化碑曰:“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新唐书·南蛮上》提及德化碑曰:“阁罗凤敛战胔,筑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载:“明不得已而改号蒙国大诏,立德化碑”。这些文献提及德化碑时,都从中央王朝的角度强调了南诏不得已而北臣吐蕃、阻绝皇化,而不提阁罗凤的功绩。

仅看从《蛮书》、《新唐书》、《大理行记》等文献记载来看,我们会认为有一块“论阻绝皇化之由”、“不得已而叛”的德化碑;但是从金石著录的碑文全文来看,我们会认为还有一块记载阁罗凤功绩的纪功碑,以至于大家会误以为这是两通不同的碑。康熙《云南通志·古迹》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王昶《金石萃编》载:“考《云南通志·古迹》载阁罗凤刻二碑:一曰南诏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宝间阁罗凤归吐蕃,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西泸令郑回撰文,今无可考;一曰蒙国大诏碑,即德化碑也,是群臣颂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郑回撰文,杜光庭书,今剥落殆尽云云。是南诏有二碑……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前碑已亡,则此碑虽剥落亦可贵也”。袁嘉谷、方国瑜先生均考证两者实为一碑,侧重强调不同而已。

南诏立德化碑时已北臣吐蕃,德化碑有“岂惟我钟王之致,实赖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威加有截,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明明赞普,扬干之光,赫赫我王,实赖之昌”之句,其对吐蕃的恭承溢于言表。在这种大背景下要“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显然不可能。德化碑撰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其在赞颂阁罗凤功绩的同时,巧妙地处理了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顾及三者颜面并为归唐预留余地。

据方国瑜先生推断,《蛮书》、《新唐书》关于德化碑的记载,其史料可能都源自贞元十年袁滋代表唐王朝册封异牟寻的南诏之行。《蛮书》载“及张虔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南诏在唐王朝扶持下壮大,由天宝战争背唐归吐蕃,到异牟寻时弃吐蕃复归唐。异牟寻在接受册封时,向袁滋展示了玄宗皇帝赐给其父凤伽异的马头盘、笛工、歌女,想必也会言及德化碑及表疏旧本,以此洗脱天宝战争的罪责,表明南诏愿世代永为唐臣的心迹。袁滋作为唐王朝的代表,自然要将这些情况汇报中央,这些汇报造成唐王朝对德化碑的第一认识即表述“不得已而叛”。尤其袁滋“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著作扩大了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德化碑“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由此,记载天宝战争“论阻绝皇化之由”、“不得已而叛”的德化碑,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南悦归皇化的典型,也是中央王朝对边疆要以德化之的活教材。《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总结道:“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风”。这应该是德化碑“德化”二字的本意。


太和城遗址


德化碑碑亭


德化碑现状


德化碑碑阴拓片


阁罗凤出巡图


石钟山石窟异牟寻议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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