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华
南诏德化碑矗立于南诏都城太和城内，碑高4、宽2.4、厚0.6米。碑阳楷书文字约40行，每行约90字，碑阴官职题名约4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阳正文以赞颂阁罗凤的功绩为线索，从南诏视角记载了南诏王阁罗凤统一洱海区域、合并诸爨、天宝战争弃唐归吐蕃、疆土开拓经营等事迹及颂词。德化碑记载史料丰富，是研究南诏历史的实物资料。
围绕德化碑立碑目的、碑文考证补缺、碑文作者、立碑年代等内容有众多研究，但众说纷纭。究其原因，终因碑体文字不全所致。德化碑两面应有文字4000余字，但现剥落仅存800余字。相传有迷信者说，碑字可医目疾，患者挖碑字石粉入药，经历年所，碑字破坏已甚（《景邃堂题跋》）。德化碑立于南诏初期，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郭松年至大理尚可见。李元阳、邹应龙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纂修完成的《云南通志·艺文志》收了录德化碑全文，为研究留下宝贵材料。但据该志杜光庭传，此时“德化碑文今已剥落殆尽矣”，李元阳、邹应龙所录碑文应为早期摘录。清代德化碑已扑没于荒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云南布政使王昶访获德化碑，将其掘出，抄录考证碑文于《金石萃编》。道光八年（1828 年），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又将碑文残存情况记录于《滇南古金石录》。多次摘录的碑文是研究德化碑的重要资料，但每次摘录碑文不尽相同。清代永平知县桂馥《札朴》、道光《云南通志》对碑文进行考证，袁嘉谷、李根源、方国瑜等著名学者均对碑文进行过考释。
通览德化碑全文，碑文不仅以较大的篇幅来纪述阁罗凤的功绩，而且对阁罗凤的颂扬可谓是全文的主线。正如碑文所述“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 业成不记，后嗣何观？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 “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奚斯，愿齐声于鲁颂。纪功述绩，实曰鸿徽，自顾不才，敢题风烈”，“德以建功，是谓不朽，石以刊铭，可长可久”。可以说，德化碑纯粹是名副其实的纪功碑。
德化碑不见碑额、碑名，唐樊绰《蛮书》最早提及德化碑，称之为“太和城碑”、“大碑”；其后《新唐书》载“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不言德化碑。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有“立德化碑，使蜀人郑回制文”之句，始现德化碑称呼，此后多以德化碑称之。
为什么阁罗凤的纪功碑会被称之为“德化碑”？除“德化”有功德之意外，也与唐宋文献提及该碑有关。唐樊绰《蛮书》提及德化碑曰：“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新唐书·南蛮上》提及德化碑曰：“阁罗凤敛战胔，筑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载：“明不得已而改号蒙国大诏，立德化碑”。这些文献提及德化碑时，都从中央王朝的角度强调了南诏不得已而北臣吐蕃、阻绝皇化，而不提阁罗凤的功绩。
仅看从《蛮书》、《新唐书》、《大理行记》等文献记载来看，我们会认为有一块“论阻绝皇化之由”、“不得已而叛”的德化碑；但是从金石著录的碑文全文来看，我们会认为还有一块记载阁罗凤功绩的纪功碑，以至于大家会误以为这是两通不同的碑。康熙《云南通志·古迹》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王昶《金石萃编》载：“考《云南通志·古迹》载阁罗凤刻二碑：一曰南诏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宝间阁罗凤归吐蕃，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西泸令郑回撰文，今无可考；一曰蒙国大诏碑，即德化碑也，是群臣颂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郑回撰文，杜光庭书，今剥落殆尽云云。是南诏有二碑……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前碑已亡，则此碑虽剥落亦可贵也”。袁嘉谷、方国瑜先生均考证两者实为一碑，侧重强调不同而已。
南诏立德化碑时已北臣吐蕃，德化碑有“岂惟我钟王之致，实赖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威加有截，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明明赞普，扬干之光，赫赫我王，实赖之昌”之句，其对吐蕃的恭承溢于言表。在这种大背景下要“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显然不可能。德化碑撰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其在赞颂阁罗凤功绩的同时，巧妙地处理了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顾及三者颜面并为归唐预留余地。
据方国瑜先生推断，《蛮书》、《新唐书》关于德化碑的记载，其史料可能都源自贞元十年袁滋代表唐王朝册封异牟寻的南诏之行。《蛮书》载“及张虔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南诏在唐王朝扶持下壮大，由天宝战争背唐归吐蕃，到异牟寻时弃吐蕃复归唐。异牟寻在接受册封时，向袁滋展示了玄宗皇帝赐给其父凤伽异的马头盘、笛工、歌女，想必也会言及德化碑及表疏旧本，以此洗脱天宝战争的罪责，表明南诏愿世代永为唐臣的心迹。袁滋作为唐王朝的代表，自然要将这些情况汇报中央，这些汇报造成唐王朝对德化碑的第一认识即表述“不得已而叛”。尤其袁滋“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著作扩大了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德化碑“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由此，记载天宝战争“论阻绝皇化之由”、“不得已而叛”的德化碑，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南悦归皇化的典型，也是中央王朝对边疆要以德化之的活教材。《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总结道：“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风”。这应该是德化碑“德化”二字的本意。
太和城遗址
德化碑碑亭
德化碑现状
德化碑碑阴拓片
阁罗凤出巡图
石钟山石窟异牟寻议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