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岗大理窑遗址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凤仪镇狮岗村西北部的山坡上，该山坡地势西高东低，遗存分布范围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0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以东有波罗江自南向北注入洱海。遗址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发掘凤仪镇大丰乐村火葬墓地期间调查发现，两地直线距离3公里左右，遗址采集到与大丰乐墓地出土类似的釉陶、青花瓷、青釉瓷等。2003年，再次调查该遗址，发现龙窑窑体和大量瓷片、陶片、窑具等。2004年，对遗址中心区进行试掘，清理出地层堆积3层、龙窑2处，认为与大丰乐墓地部分器物特征吻合，年代从明代初期延续至明代末期，大理窑的创烧可能与明初的军屯、民屯有关，少量较为特殊的“官”字款陶瓷器可能是当地官府特别定制。大理窑是大理地区首次发现的以烧制青花、青釉瓷和绿釉、酱釉陶为主的明代龙窑遗址，对于研究当地制瓷业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遗址在2011年被公布为大理市文物保护单位。

发掘现场（西南→东北）

为配合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建设工程，2023年5月至7月，由我所主持，联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对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的大理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区共布设探方18个，其中10米×10米的标准探方12个，总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区共划分出地层堆积7层，由于地势西高东低、坡度较大，堆积很不均匀，自西向东越靠近坡底堆积情况越复杂。

发掘区地层分为七层：①耕土层，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包含物较杂，厚5～90厘米，整个发掘区均有分布；②黄色砂土，土质较疏松，仅在发掘区东侧坡底有少量分布，厚0～18厘米，未发现包含物；③浅黄褐色砂质粘土，土质较疏松，包含少量瓷片、陶片、砖瓦碎块等，厚0～60厘米，仅分布在发掘区东侧坡底；④黄褐色砂质粘土，越往坡底土色越深，土质较疏松，包含大量瓷片、陶片、砖瓦碎块、炭屑、红烧土块、石块等，厚0～132厘米，每个探方均有分布；⑤深黄褐色砂质粘土，土质较致密，包含少量瓷片、陶片、砖瓦碎块、炭屑、石块等，厚0～66厘米，仅分布在发掘区东侧坡底；⑥红褐色砂质粘土，土质致密，包含少量瓷片、陶片、砖瓦碎块、炭屑、石块等，厚0～108厘米，主要分布在发掘区东北部；⑦灰褐色砂质粘土，土质致密，夹杂炭粒和红烧土颗粒，包含少量陶片、石器、石块等，厚0～51厘米，仅分布在发掘区西北角和东南部坡底。生土为黄、白、红褐色相间的粘土，土质致密，整个发掘区均发掘至生土。

地层堆积情况

此次发掘共编号遗迹现象67处，包括灰坑27个、墓葬7座、柱洞33个。出土小件编号101件，有瓷器、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金器等。采集普通遗物63箱，包括大量瓷片、陶片、砖瓦和少量红烧土等。另采集编号样本18件，包括土样、炭样、棺木、人骨、兽骨、白膏泥、赤铁矿等。

金戒指

崇祯通宝钱币

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拓展了对遗址范围内人类活动时间范围的认识。根据地层关系及其出土情况，大致可将遗址年代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以⑦层和M6为代表。遗址在⑥层以下不见瓷片，M6开口于⑥层下，根据M6随葬铜柄铁剑的形制特征初步判断年代可能相当于汉代，早于M6的⑦层中仅见少量陶片和个别磨制石器，上限可能还要更早一些。

晚期以②～⑥层和M7为代表，是遗址的主体遗存。结合以往与此次的材料，初步判断年代可能相当于明清时期，下限可参考此次发掘出土的明末始铸“天启通宝”和“崇祯通宝”、明末清初始铸“大顺通宝”和“兴朝通宝”、清初始铸“雍正通宝”而适当下延。

关于遗址的性质问题，此次发掘区在早期有作为墓地使用的可能性，因为⑥层下除了M6之外还有类似的长方形或长条形土坑，集中分布在坡底区域，方向多为东～西向，但由于后期破坏严重，且坑内没有发现明确与墓葬相关的遗存，所以早期存在墓地只是一种推测。晚期则属于狮岗大理窑遗址中心区的外围，与窑址相关的遗存不及中心区丰富，没有发现明确的制瓷活动迹象，但存在少量制瓷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残次品，如垫饼粘连、壁内气泡等现象。晚期遗物以碗、盘等陶瓷类生活用品残件为主，并且较为集中的呈倾斜状堆积在坡底区域，推测可能是废弃品被冲刷到坡底形成堆积。另外，晚期在坡顶区域分布有少量瓮棺葬和个别砖室墓（木棺），其中瓮棺葬的形制与大丰乐墓地所见近似，故坡顶区域也可能存在明清时期的小型墓地。

由于此次发掘时间紧、任务重，且整理工作尚未展开，目前我们仅能粗略地看到至少在汉代，大理地区受其以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仍然明显，从出土钱币的角度则能够看到明清鼎革对于云南腹地的影响。后续在整理过程中，还需从细节入手，整合资料，并对部分遗迹现象及其性质进行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