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考古百年｜云南滇中地区的贝丘遗址综述（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李小瑞

       贝丘遗址，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此类遗址的文化堆积以贝类为主体。贝丘遗址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贝丘遗址中伴出人工遗物、动物遗存，贝壳上食用痕迹（烧痕、壳顶敲碎）现象较多，贝制品及人类使用贝类现象较多等[1]。
       从贝丘遗址整体状况看，我国的贝丘遗址类型主要有洞穴贝丘、海滨贝丘、河岸贝丘和湖滨贝丘4种类型。云南的贝丘遗址有洞穴类型、河岸类型和湖滨类型3种，其中洞穴类型仅在滇南发现，云南贝丘遗址大部分属于河岸和湖滨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遗址一般位于河流、湖泊的沿岸，河旁台地或独立的小山上，集中分布于洱海沿岸和滇中地区的滇池盆地及玉溪三湖地区（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滇中地区已做过调查或发掘的贝丘遗址从北向南主要有：西山天子庙遗址、海口大营庄遗址、晋宁古城遗址、晋宁安江北遗址、晋宁石寨山遗址、晋宁河泊所遗址、晋宁西王庙遗址、晋宁上西河遗址、晋宁小平山遗址、江川光坟头遗址、通海海东遗址、通海兴义遗址等十余处。
       西山天子庙遗址位于昆明西山脚下，紧邻滇池西北岸，面积约2000平方米，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2005年4月至5月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地层堆积最厚4米，分为近现代、明清和滇文化三个时期。滇文化堆积层以螺壳堆积为主，含土量较少，没有发现遗迹。出土大量陶片，陶质夹粗砂和夹细砂，陶色有灰、褐、红陶等。可辩器型有釜、壶、尊、罐、钵、盘、杯、盏、豆等。部分器物饰有刻划斜线纹、卷云纹、戳点纹、水波纹、叶脉纹、弦纹等。除陶器外还出土少量的石器、骨角器、玉器、铜器、铁器等。发掘者将天子庙遗址滇文化时期的堆积分为三期，第一期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第二期为战国末至汉武帝征服滇国之前，第三期为汉武帝至东汉初年[2]。
       海口大营庄遗址位于滇池出水口螳螂川西岸，东距滇池西岸约13公里，面积约4万平方米，属河岸类型贝丘遗址。2017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地层堆积0.45-2.8米，地层内含土量较多，螺壳分布不均匀，有碎螺壳层，也有较完整的螺壳层，大部分螺壳尾部都被敲掉。遗迹有灰坑35个、房址4个、活动面2个、基槽5个、红烧土遗迹1个。房址分为两种形制：居住面呈椭圆形凹面镜形状，由黄褐色生土铺垫而成，居住面有柱洞，应为亭棚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面，有排列较为规整的柱洞，应为杆栏式建筑。出土遗物陶器数量最多，主要为中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其他器型有釜、钵、盘口罐、高领罐、带流罐、花边口沿罐、折口浅盘等，其他器类有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等。大营庄遗址早期文化层测年数据为700-400BC。大营庄遗址浮选出的植物遗存可分为三类：农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粟、黍和藜；其他可利用植物资源，包括豆类、坚果、果实；以及杂草类。从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综合来看，在春秋时期的大营庄遗址除了大量利用湖泊资源外，农业方面为混作的经济模式，混作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包括小麦、稻和粟，不排除也利用了藜属植物资源[3]。
       古城村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西南距石寨山古墓群约8公里，北距滇池约3公里。该遗址以古城村中部的一个小土丘为中心，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4万平方米，为湖滨类型贝丘遗址。2008年中美合作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时测年数据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2020年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文化层最厚达7米，为目前清理过体量最大的贝丘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及遗物，可初步分为明清时期、滇文化时期及早于滇文化时期遗存，遗址目前仍在发掘整理过程中[4]。
       安江北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南距古城遗址仅500米，属湖滨型贝丘遗址。2020年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发现有灰坑、沟、零散的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类型有陶器、石器、动物骨、玛瑙石碎粒等。遗址年代初步分为明清时期和滇文化时期。滇文化时期遗迹有灰坑、沟和零散的柱洞，出土遗物以滇文化典型的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器型有同心圆纹盘、子母口小钵、小浅盘、高领罐、陶纺轮等。
       石寨山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山顶部，西距滇池东岸约1公里，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1955年试掘面积204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0.3-1米，螺壳层几乎不含土，几乎每个螺壳的尾部都被敲去，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器型有碗、盘、盆、高领罐、纺轮等，少量陶片有纹饰，主要为羽纹、堆纹、绳纹等，其他器型有石斧、石锛、石箭镞、骨锥、穿孔蚌壳等[5]。
       河泊所和西王庙遗址均位于滇池东南岸，北距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均属湖滨型贝丘遗址。2014年河泊所遗址试掘面积32平方米，地层堆积厚1.4-2.6米，螺壳分布不均匀，试掘区域发现了4个灰坑和1条灰沟。2016年试掘西王庙遗址，试掘面积81平方米，地层堆积厚2.2-2.7米，螺壳分布不均匀，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沟等，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2018年至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此次发掘的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周至西汉中期以前，遗迹主要为瓮棺葬、房屋、灰坑、灰沟等，出土有陶釜、纺轮、骨锥、骨镞，玉环、玉镯、磨石、石斧，另有少量的铜镞、铜片及臂甲等；第二期为汉晋时期，主要包括废弃的河道堆积、20余座灰坑及窑址，出土遗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装饰品残件等；第三期为明清时期[6]。2014年度的河泊所遗址发掘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中，农作物品种为小麦、稻、粟、黍和大豆。综合分析河泊所的农业结构是以小麦、稻和粟为主的混作模式，且所占比例较为均衡。杂草也较为丰富，以旱地杂草为主[7]。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遗址所出的动物包括牛、马、羊、猪、狗、麝、赤麂、水鹿、梅花鹿等20个属种。其中牛，羊，猪均为家养动物。根据死亡年龄结构来看，牛的多为成年牛，应该是为农耕提供畜力而非食肉，而羊和猪的死亡年龄均为幼年，宰杀应是以食肉为目的。还有一些鹿科的野生动物则表明当时的居民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狩猎活动[8]。
       上西河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上西河村，北距石寨山墓群1.5公里，距离现滇池东岸约1公里，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2016年至2017年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地层堆积含大量螺壳，含土量较少，共清理房屋基址40座，灰坑470个，灰沟62条，墓葬3座，出土大量陶片瓦片、动物骨、果核等各类动植物遗存，同时还出土有陶弹丸、石斧、石刀、铜器残件、玉石残件等遗物。
       小平山遗址位于滇池东南，西距滇池约1000米，北距石寨山墓地约300米，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2005年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地层堆积不连续，细碎螺壳层含土量较多，大螺壳层含土量较少，螺壳尾部大多被敲击出孔。发现灰坑11个，用火遗迹12处，沟4条，以及柱洞，其中可辩为房屋遗迹的有2座，出土了大量陶片及少量石器、铜器和铁器。陶器器型主要有釜、罐、尊、豆、杯，盘、碗等，纹饰有刻划网格纹、斜线纹、点线纹及绳纹。小平山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陶釜、陶罐为代表，晚期则出现了泥质红陶盘、尊、豆等。早期的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以前，晚期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9]。
       光坟头遗址位于江川县路居镇光坟头山，北距抚仙湖南岸约2公里，属湖滨型贝丘遗址。2011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处5.2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26座、灰坑30个，活动面11处。出土陶器主要为子母口小钵和同心圆纹盘。早期文化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夹砂红陶为主，个别陶片外壁有黑色陶衣，器型为折口浅盘、陶釜、陶罐。遗迹均为半地穴式房址，分布于光坟头山的顶部；第二阶段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型子母口小钵及同心圆纹盘。遗迹有房址及灰坑，分布于遗址顶部及西北部的台地边缘；第三阶段的典型陶器为弧形纹浅盘，器型较小，圜底，内底刻划平行弧线纹，本阶段的遗迹仅有一个房址及一个灰坑，位于遗址顶部偏西。测年数据表明光坟头遗址早期阶段时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光坟头遗址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可分为作物类、杂草类和其他可利用资源类。作物类主要有小麦、稻和粟，同时也有很零星的裸大麦和黍。其他可利用植物资源中，主要为香薷和藜，杂草类中既有旱地杂草，也有水田杂草。从农业结构看，光坟头遗址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农业结构为稻麦混作[10]。
       海东遗址位于通海县四街乡海东村，杞麓湖北岸约300米，面积4000平方米，1989年发掘面积372平方米，堆积厚约4米，共发现墓葬30处，火堆40个，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角器等。陶器硬度高，纹饰以绳纹和戳印、压印纹、线条抹纹为主，在罐的口沿唇上多饰压印锯齿纹。器型有罐、瓶、壶、釜、盆、杯等，罐多带流。海东遗址人骨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900年和距今约4200年。杞麓湖边的其他4处贝丘遗址，分别为老空山、打坝山、钱家咀、凹腰山，采集到的遗物特征与海东遗址所出遗物基本一致[11]。
       兴义遗址位于通海县杨广镇兴义村，面积约5.2万平方米。2015年至2016年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掘最深的贝丘遗址。堆积厚8.2—9.4米，共发现房屋18座、墓葬20座、瓮棺葬4座、灰坑6座、灰堆10座、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等。遗址发现海东类型遗存、兴义二期遗存、滇文化遗存相互叠压的地层序列，构建了滇中杞麓湖区域距今约4000—2000年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滇中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演变奠定了基础。
       滇中地区已发掘的贝丘遗址中，滇池周边、抚仙湖周边的遗址年代集中在西周晚至东汉初，属云南青铜时代，也即滇文化时期；杞麓湖周边的海东、兴义等遗址年代略早，可至商代，为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义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也包含了滇文化时期的遗存。滇文化时期的遗物器型特征较为一致，早期阶段以陶釜、高领罐为代表，晚期阶段多夹砂红陶的同心圆纹盘、子母口小钵以及灰陶盘、陶尊等，除陶器外均有少量石器、玉器、铜器、骨角器等，遗迹多见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栏式房址，从已发表的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研究报告看，这一阶段贝丘遗址除了利用大量的贝类及鱼类资源外，均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且农业模式较为一致，多为以小麦、稻、粟为主的旱稻混作农业。这些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在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互为印证。滇中地区贝丘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生动的复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描述的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及生活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1]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云南昆明市西山区天子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20年第1期
       [3]Rita Dal Martello Xiaorui Li Dorian Q. Fuller 《Two-season agricultureand irrigated rice during the Dian: radiocarbon dates and archaeobotanicalremains from Dayingzhuang, Yunnan, Southwest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1) 13: 62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5]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芝加哥大学《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青铜时代贝丘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2
       [7]杨薇蒋志龙姚辉芸陈雪香《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研究——以晋宁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为例》，《中国农史》2021.2
       [8]刘禄《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
       [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晋宁县小平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10]李小瑞刘旭《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管所通海县文化局《通海海东贝丘遗址发掘报告》，《云南文物》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