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稻作农业初探(11月)
发布时间:2020-11-28     阅读数:2100次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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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瑞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作物之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2020年11月,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研讨会在浙江浦江隆重举行,遗址出土了一万年前的炭化稻谷,并且发现在遗址出土的陶片及红烧土块中掺杂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稻谷遗存。种种证据表明稻作农业起源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上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提供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驯化初始证据。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是我国与印度、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区域。云南自然条件优越,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气候多样,兼有寒、温、热带等气候类型,位于东亚植物区与古热带植物区,中国-日本植物区与喜马拉雅植物区的交错地带,是世界罕见的多种植物区系的荟萃之地,为各种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条件。袁隆平超级杂交稻蒙自示范基地2019年亩产超过1100公斤。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1年5月在云南昆明举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考古发掘陆续有稻属遗存在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据此,有学者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日本学者指出,亚洲栽培稻的基因中心在“东南亚山地”(包括印度阿萨姆、缅甸北部、中国云南、老挝)。也有国内的学者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还有学者指出“探索稻谷的最早栽培地,云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这些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云南发现的稻作遗存数量较多,但时间大多较晚。目前在云南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来自大理宾川白羊村遗址。白羊村遗址位于云南西部的金沙江流域中游地区,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20世纪70年代白羊村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储藏大量灰白色粮食粉末和有稻壳、稻杆印痕的窖穴二十三个[1]。2013-2014年白羊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浮选发现大量植物遗存,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稻、粟和黍,而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都远远高于粟黍类作物。除了完整的稻粒外,还有大量的穗轴和碎米。测年结果显示白羊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4600-3700年[2],说明早在4600年前,稻作农业已传播至云南境内,滇西的古代先民就开始在本地种植稻谷,大量碎米则说明稻米可能是经过进一步加工而食用的。

元谋大墩子遗址位于云南中北部、金沙江流域南岸,是云南较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于1972-1973年和1999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其中1972-1973年度的发掘中发现有圆形窖穴,其内填土为灰白色禾草类叶子、谷壳粉末;在出土的陶器内发现有大量的谷类炭化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鉴定,灰白色粉末属禾草类粉末,罐内的谷类炭化物是粳稻[3]。2010年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约4200-3600年。该次发掘的浮选统计结果显示,农作物种子粟、黍和稻的数量与出土其他植物相比占绝对优势,说明大墩子遗址已经进入农业生产阶段,农作物是大墩子遗址先民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浮选样品中虽然完整稻谷的数量较少,但拣选出大量的稻谷穗轴基盘,足以说明在大墩子遗址中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同样重要[4]。

永仁磨盘地遗址位于云南北部,金沙江中游河谷地带,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址的测年数据为距今4000年[5]。2001年发掘过程中在T4141第③层(红烧土)下的文化堆积中发现了一些炭化稻粒,并采集了土样,土样中所含稻谷遗存非常丰富。根据样品浮选出的炭化稻米数量推测,磨盘地遗址整体埋藏的稻谷遗存可能比较丰富,这些稻谷应该是当地生产,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云南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而磨盘地的炭化稻米的测量数据显示其长宽比小于现在一般粳稻长宽比的最小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超短宽形稻谷,这种稻谷在磨盘地遗址的出现有可能与当地的生态坏境有关,即所谓的地方稻种,也有可能是稻谷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形态,或者两种可能性都存在[6]。

剑川海门口遗址位于云南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大型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遗址。1957年、1978年和2008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遗址年代为距今3800-2400年,遗址分为三期[7]。第三次发掘中浮选获取大量植物遗存,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稻、粟、黍、小麦、大麦和荞麦等。统计结果显示海门口遗址是以多种作物为基础的混合农业,稻谷和粟是海门口遗址第一期的主要农作物,小麦则出现的年代略晚,且从早到晚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由此推断,海门口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是以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为主,而第三期是以麦作农业的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

耿马石佛洞遗址位于云南西南部,是一处属于澜沧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的大型洞穴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约3500-3000年[8]。1982年第一次试掘时发现有炭化稻谷,2003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子遗存,根据鉴定和统计结果,在石佛洞发现的植物种子以炭化稻米为主,还有少量的粟和豆科植物。炭化稻数量异常突出,且出有大量硅化的稻壳碎片,推测这些稻谷有可能是在当地种植,说明在青铜时代早期,云南南部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

江川光坟头遗址位于云南中部,属三湖地区,是一处与铸铜业有关的贝丘遗址,2011-2012年对其进行发掘。遗址包含滇文化、南诏及明清时期文化层,其中滇文化时期使用年代为距今约2500-1800年。浮选结果显示光坟头遗址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小麦、稻和粟,从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上,小麦和稻几乎相当,从早到晚变化不大,由此推测在青铜时代,云南中部的三湖地区是一种以小麦、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和以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相混合的旱稻混作生业经济,且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模式。

学山遗址位于云南中部,靠近抚仙湖,属滇文化遗址,2009年、2011年先后两次发掘。遗址不足百米有一处墓地为金莲山墓地,发掘者初步判断金莲山墓地和学山遗址存在一定联系,或为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浮选结果显示学山遗址主要农作物品种有小麦和稻,还有少量的粟和荞麦等谷物,但小麦和水稻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是其他谷物所不能比的,且小麦的地位高于水稻[9]。学山遗址的农业结构是很明显的稻麦混作农业。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中部,滇池东南岸,距现在的湖岸线不足1000米。河泊所遗址东北距石寨山墓地仅750米,是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属河泊所区聚落群,是该聚落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贝丘遗址,2014年进行试掘。浮选结果表明河泊所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小麦、水稻和粟等,小麦的绝对数量最多,水稻次之,粟略少,三者的出土概率基本相当,但浮选发现有大量水稻的穗轴基盘,综合考虑认为该遗址中水稻潜在的优势较为明显,河泊所遗址的农业结构是稻麦粟混作模式[10]。

截止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所得的浮选结果来看,云南古代的稻作遗存最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在滇西北地区,且是稻粟混作,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同样重要;至青铜时代,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云南后逐步取代了粟的地位,农业经济模式演变成稻麦混作。由此看出云南的稻作农业是和粟、黍或小麦等旱作农业混合,尚未发现早期有单纯的稻作农业。由于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宾川白羊村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远远晚于上山遗址的一万年前,水稻传入云南的路径尚不明晰,水稻传入云南后是否存在单纯的稻作农业阶段?是稻、粟黍混合传入云南,还是分别传入云南后在当地混合?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解决。 


[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 Rita Dal Martello, Rui Min, Chris Stevens, Charles Higham, Thomas Higham, Ling Qin,Dorian Q. Fuller《Early agri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and radiocarbon dates from Baiyangcun, Yunna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 (2018) 711–721

[3]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金和天、刘旭、闵锐、李小瑞、吴小红:《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6] 赵志军:《云南永仁磨盘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稻谷遗存分析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7] 闵锐:《剑川海门口遗址综合研究》,《学园》2013年第15期

[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耿马石佛洞》,文物出版社,2010年

[9]  王祁,蒋志龙,杨薇,陈雪香:《云南澄江学山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10]  杨薇:《云南河泊所和玉碑地遗址植物遗存分析》,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6年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图片源于新华网)


上山遗址夹稻壳红烧土块(图片源于新华网)


白羊村出土炭化稻(图片采自本文注释[2])


大墩子遗址炭化稻(图片采自本文注释[4])


大墩子遗址炭化水稻基盘(图片采自本文注释[4])


剑川海门口遗址炭化稻谷(上)及稻米(下)


耿马石佛洞炭化稻谷(图片采自本文注释[8])


光坟头遗址炭化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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