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近的大众精神盛宴(6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公众对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兴趣日渐浓厚。2016年5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奖（金镈奖）评选结果公布，多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介入，公众考古学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助推下，考古专家和公众快捷、频繁的互动，文化遗产正在“活起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明需求，同时，许多考古学者都在积极呼吁构建中国公众考古学理论体系。

著名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而首要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一种新的考古学分支学科，而“Public Archaeology”一词首次广泛应用于考古学中是在McGimsey于197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早期的考古调查便已激起了公众的兴趣。public在公众考古学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可理解为公共，那么博物馆即为国家创建的考古公共机构；二、可理解为公众，这里的公众是指不以职业考古为谋生手段的具有极大多样性的人群，他们拥有不同种族、教育背景、性别、年龄、职业，对考古证据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沟通和阐释是贯穿于公众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最基本的理念和方法，通过有效沟通，在公众和考古、考古学家之间搭起理解、合作的桥梁；阐释则是在公众考古实践中进行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恰当的考古阐释达到在公众和考古、考古学家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目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在公共考古学的研究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其探索出的各类实践模式亦取得了广泛的成效。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将公众考古学概念翻译介绍给国内学界，由此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进入中国。其实，在这门学科传入之前，公众考古在中国已有较长的发展史。早在中国考古学起步伊始，老一辈考古学家如：傅斯年、李济、裴文中等先生已编著过一些向公众介绍考古学及考古工作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先生在1950年《进步日报》发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中首次提出了考古学要为公众服务的观点；70年代后，贾兰坡、李伯谦、徐天进、宿白等先生均编写过考古知识通俗读物，面向公众简单易懂，为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考古进一步进入公众视线，如央视对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进行现场直播、考古类纪录片等。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与互联网同时兴起，以手机、电脑、平板为主的智能终端平台成为大众的网络传播媒体，目前全国许多专业的考古部门都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兴起了许多受到欢迎的面向大众的报刊杂志如：光明日报的《文化遗产》周刊、《大众考古》杂志等。对于公众而言，考古成果不再是一本即难寻又晦涩的发掘报告，而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享受的精神文化大餐。

当然，公众是最直接的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是一种双向互动。这要求考古学家要树立联系、沟通公众的意识，把考古信息、成果及时有效地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公众，最大限度地惠及公众，实现社会共享。“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排除误解和偏见。而阐释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及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所以，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交流”与“阐释”而进行的。

因此，除了通过多种媒体传播考古知识及重大发现以外，不少高校的考古文博院系、相关考古文博科研单位都积极举办各类与公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活动：即在公共空间举办专家讲座、组织公众参观发掘现场甚至指导公众亲自参与发掘，为孩子们举办考古夏令营等活动。

相比之前公众考古是一些机构相对零散的活动，目前的公众考古已逐渐正规化和常态化并由政府主导，甚至出现了国际合作的势头。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一直在通过国际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活动、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方式开展面向公众的考古教育活动。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倡导，即通过各类文化创意活动，让文化遗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将有利地促进公众考古的发展。同时，国际合作也将成为公众考古的新趋势。

公众考古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公众了解考古、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开拓视野、提升人文素质，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学科本身的研究成果就会使不同国家、民族、教育背景、性别、年龄的人群之间增进理解、包容和尊重。做好公众考古工作是每一位考古人肩负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