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堆,被误解的古墓葬(3月)
发布时间:2020-04-22     阅读数:4611次    来源: 往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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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长城


“西南夷”是《史记》等文献对中国西南地区土著居民的概称。“西南夷”约在距今3700 年前随着西南青铜时代的开启,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成,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西汉中央政权在“西南夷”地区统治的确立,“西南夷”开始衰落,并在两汉之交蜕化为“南中大姓”与夷帅控制下的新的族群[1]。在这种新的族群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丧葬形制——“梁堆”墓。

梁堆是云南昭通地区的土语,指地面隆起的“似冢而大”的封土堆。因人们不知道分布于地表的巨大土堆是古墓葬,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粮堆”、“大堆子”、“烟堆子”、“梁王堆”等,故对此还有不少神奇的传说。如《昭通县志稿》说:“梁王堆,昭城四乡皆有,似军而大。传说古时有夷名马湖子据此,择高阜处凿岁以掩死者。每至清明日,其婿轮流垒土以为尽礼,接年如是,遂积成堆。”雍正《云南通志》也说:“粮堆在城东( 宣威州) 二里,世传武侯南征,至此乏粮,堆土覆于米上,以示有余。今遗址尚存。”[2]此外,有人认为原为徭人葬地,也有人认为“徭堆”应该为“窑堆”,因为土堆形如瓦窑之故。还有人认为古代烽火报警之土台名叫“狼墩”,“狼堆”即“狼墩”之意[3]。这些记载和认识,都给“梁堆”带来了很多误解。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梁堆”的性质才被慢慢揭开。所谓“梁堆”,实为西汉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其鼎盛期为汉晋时期。后来的田野考古学也就借用“梁堆”这个词汇,专指封土堆下的墓葬。云南地区发现“梁堆”墓最多的地方是滇东北及滇中区域。卫聚贤、张希鲁等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后海子“梁堆”墓,并对周边的刘家包包、曹家包包、洒渔河等“梁堆”进行的调查,是云南地区开展“梁堆”相关工作的开端[4]。此后,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不断地对此类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人们才弄清了它的基本性质和年代。

这种封土堆墓,其特点为地面有巨大的封土堆,封土以下为墓室,有的甚至还有墓道。一般一个“梁堆”下为一室, 也有的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中原地区的“衬葬”习俗有些相似[5]。墓葬多座落在平地或附近的山丘上,多以墓群的形式存在,一般三五成群,高出地面数米或十余米。封土土质细腻,部分似经筛选而后夯筑,直径十余米者居多,最大的三十余米。墓葬墓室有土坑的、砖室的、石室的等,砖室的居多。砖室的基部或砌石块,有墓道,单室、双室或附耳室,劵顶或四角攒尖顶。墓砖上有菱形、方格形等几何纹饰及画像等。墓砖上有的还刻有纪年铭文或者绘有壁画,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是其中的代表。葬具常用石棺,棺上雕有画像,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的还有蛇尾人身、楼阙、武士等。除石棺外,可能还有木棺,虽已腐朽不存,但铁钉、漆皮等时有发现。孙太初先生曾对“梁堆”墓进行过专门论述,将墓葬形制大致分为三型:一型基本结构为长方形,多为单室,少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砌作半圆形券顶;二型墓室长方形,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前面有短小墓道;三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前面有短小墓道,覆斗形顶,墓室用石块砌造[6]。上述对墓葬形制的分类,基本囊括了已发现的“梁堆”墓的各种类型。随葬品常见的有生活用具,铜器有洗、盘、釜、甑、鍪、钟、提梁壶、鐎斗、灯、案、耳杯等;陶器除了罐、碗、盘等容器外,还有灶、牛、鸡、等模型和各种人物俑;兵器有铁剑、环首铁刀、铜弩机、铁簇;装饰品有金发针、银戒指、银镯、铜带钩及车马饰等。墓葬的随葬品总的来讲,体现出了汉文化影响的痕迹。

“梁堆”墓的年代一般比较明确,因为很多墓室中有纪年文字,部分“梁堆”墓前还立有墓碑,这些为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昭通出土的“朱提堂狼洗”的铸造年代在东汉中晚期,出土的铜镜等物也多为汉晋风格,货币有五铢,王莽时期的货泉、货布、大泉五十等,蜀汉时期的“直百五铢”及剪轮五铢等。此外,出土于昭通白泥井“梁堆”墓前的“孟孝琚碑”,是云南境内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碑刻,其年代就是东汉年间的。再加上曲靖、呈贡、姚安等地多座纪年墓的发现,证明这类墓葬延续时间较长,从东汉至南北朝,部分可能晚到唐初,盛行于汉晋时期。

“梁堆”墓其产生的背景与中原王朝在此地的经营是分不开的。文章开头提到的“西南夷”本是土著居民,但自汉武帝在此设县置郡经营“西南夷”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族移民的数量日渐增多,导致了“西南夷”地区民族情况与文化风貌的蜕变。特别是五尺道、南夷道、零关道等古道的开通,极大地加快了汉文化及其汉族移民的进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先进技术的传入,特别是铁器的传入和使用,促进了牛耕的兴起和水田的开辟,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地汉文化及其影响在云南各主要坝区和交通要冲广泛而明显,云南地区在文化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地方色彩,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在此基础上,云南的地方割据实际形成,史料中记载占据一方的“南中大姓”就是其中的代表[7]。“南中大姓”是西汉后期至魏晋时期由内地迁往云南的汉族移民上层,是在南中汉族移民社会中孕育产生出来的,其形成和发展与南中移民区内部汉族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长期保持和延续息息相关[8]。《华阳国志·南中志》列举了“南中大姓”共有八个,即“焦、雍、娄、爨、孟、量、毛、李”。文献记载谈到南中地区的居民时,常用“夷汉”、“夷晋”(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戎晋”(爨宝子碑)或“宋夷”(爨龙颜碑)来概括之。“南中大姓”是汉人、晋人或宋人的混合,而不再是单纯的夷人了[9]。《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的“夷汉部曲”、“霍家部曲”,便是南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融合的真实写照了[10]。现已发现的“梁堆”的墓主人有姓可考者,也大多与上述记载的相符。如1972年昭通二坪寨“梁堆”出土的印章,文曰“孟塍之印”。1973年昭通出土一套子母印,凡三枚,文曰“孟琴之印”、“孟琴”、“伯称”[11]。著名的孟孝琚碑,亦出土于昭通的白泥井“梁堆”墓,墓主人就是“南中大姓”中的霍家。因而,“梁堆”墓即是这些有着浓厚汉文化背景的“南中大姓”的墓葬无疑了。

“梁堆”墓是汉晋时期广泛分布于“西南夷”地区的一种特有的墓葬,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形制、起坟立碑习俗等各种角度来看,都体现出了一种汉夷文化的融合,是西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见证。当前,加强“梁堆”墓的保护和研究,对探索汉代以来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西南地区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西南夷”地区民族演变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1] 秦树才、高颖:《西南民族形成问题探究:以“西南夷”为中心》,《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第44卷。

[2]  张增琪:《古代云南的梁堆墓及族属新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  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刘斌、张婷:《卫聚贤、张希鲁与云南首次考古发掘》,《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5] 韩国河:《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第10期。

[6]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7]  杨帆、万杨、胡长城:《云南考古(1979—2009)》,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8] 尹建东:《东汉魏晋时期巴蜀豪族与南中大姓发展差异之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月第3期。

[9] 同 [3]

[10 佟柱臣:《从考古学物质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社会科学战线(历史学)》1985年第2期。

[11]同 [3]


汉代西南交通与梁堆分布图


昭通坝区分布的梁堆墓群


昭通甘河湾子梁堆墓(两座)


昭通大凹里梁堆墓


梁堆墓的画像砖


昭通桂家院子梁堆墓”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铭文


昭通后海子东晋梁堆墓壁画


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的印章


”建初元年”朱提造铜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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